梁漱溟是北大的一块丰碑，也是北大的一个传奇。1917年，时年24岁、仅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，被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担任北大教授，为大三学生讲授印度哲学。
我之致敬梁漱溟，不仅因为他在哲学、教育、中国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精深的学术造诣，以及他一生历经坎坷仍然坚持说真话的高贵人格;我更为充满敬意的是，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、一直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，对于中国乡村建设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理想与实践，以及对于中国农民命运的那种深切博大的关注与悲悯。
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，梁漱溟为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而积极探索，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、建设新中国的“路向”。他认定中国是“伦理本位，职业分途”的特殊社会形态，必须从乡村入手，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，通过乡村建设的工作重建乡土中国新秩序，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条健康的轨道。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为期半年的村治实验;1931年又到山东的邹平，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，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，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1927至1937年，被近代史学者称作中国发展的“黄金十年”。 在山东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，山东省政府赋予了很大的“特权”，梁漱溟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。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，将乡、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，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。作为当时的“特区”，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，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，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。由于实行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，使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得以接受教育，为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。
梁漱溟的乡村建设，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，但这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，却一直没有忘却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与最卑微的农民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针对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化、城市化而忽视农村，对农民“照顾不足，教育不足，安顿不好”的倾向，梁漱溟忧心如焚。1953年9月，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，梁漱溟大胆直言：“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——农民，那是不相宜的。”这一被称为“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”、要求对农民施行“仁政”的发言，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。梁漱溟因此受到批判。
今天，梁漱溟提到的三农问题仍然存在，激烈的争论重新开始，争论的出发点却被各路利益所替代。当年的争论没有个人的利益，有的只是梁漱溟对乡土中国一如既往的深情守望。（周龙江）
